正文 第一章  [Top]

　　肖然赚的第一个五千元充满了罪恶感。他那时在雅诗轻兰公司做采购员，雅诗轻兰是一家肥皂公司，生产一些号称能减肥、能丰乳、还能治痔疮的神奇香皂，每天都在电视上神吹一气，广泛地欺骗全国劳动人民。他们老板叫牛乔，体重足有三百斤，人送外号叫作肉牛。每次去夜总会玩，肉牛总要关照妈咪：“要个波霸要个波霸。”然后再咂咂两片紫黑色的牛唇，口水都似要滴下来。波霸的需求缘于供应不足，肉牛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，说他老婆既没前又没后，简直就是条人干，刷上层亮漆就能当镜子用。所以肖然对他们的丰乳产品满怀

　　忧虑。那是1992年，邓小平刚刚南巡完，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、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。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，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，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：“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，你要多少？”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：“作贸易？那不是糟蹋钱吗！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，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，兄弟！”

　　和所有无根无底的打工仔一样，肖然眼看着钞票哗哗地从身边淌过，却只能靠一点可怜的薪水勒腰扎脖地过日子，雅诗轻兰是出了名的鸡贼公司，每月只给他一千三百元，这在当时的深圳也就是刚刚够花。肖然每月往家里寄二百，给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寄一百，房租三百五，吃饭四百，公交车一百，买牙膏香皂什么的再用去一百多，一到月底就开始心慌，就怕老板趁夜跳墙而去，那就要挨饿了。

　　那时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，砖瓦满地，泥灰飞扬，天气热得像发酵的烂草，随便嗅一鼻子都是臭哄哄的味道。肖然住在蛇口蓝园，一个喧嚣杂乱、拥挤而闷热的家，楼道里挂着各种颜色的裤衩胸罩，耳边响着全国各地的土语方言，一到晚上，烟尘四起，人声鼎沸，整栋楼都好像要飘起来。肖然的左侧住着四个湖南来的小伙子，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起了内哄，先是互相问候对方的母系祖先，接着就是噼噼啪啪的武斗，武斗过后，其中一名选手轰然撞开房门，穿着内裤绝尘而去，另一个头顶门框，鼻血淋漓，望着那个白花花的裸体大骂湖南三字经。右侧的房间里住着两个身份可疑的年轻女郎，每天晚上都把脸涂得万紫千红，穿得破绽百出，扭腰摆臀地走过肖然门前，然后消失在深圳繁华的夜色中。

　　肖然后来一度很怀念蓝园的生活，那种喧嚣混乱、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生涯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，就像一出自发上演的、没有编剧、没有导演的电影。你是旁观者，但你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。

　　1992年的肖然还是个童男子。他女朋友叫韩灵，比他低两届，九十代初的大学爱情比后来要纯真得多，避孕套基本派不上用场，肖然对韩灵的违法行为也仅限于拉手、拥抱和亲嘴。毕业前夜他奋起色胆，一把将她的白色T恤衫从牛仔裤中拽出来，手野蛮地伸进去，击退了韩灵的挣扎和推拒，顽强地向上爬行，两分钟后，那只不安分的手又试图向下做更深入的探索，正闭着眼哼哼的韩灵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樱桃小嘴大张，在他胳膊上重重地啃了一口。两个月后，肖然向韩灵抱怨道：“我身上只有三个伤疤，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功劳。”另外两个，一是肚脐，一是手上的割伤，那是他小时打架留下的，缝了三针。韩灵听完这话后，在电话里响亮地亲了他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你活该！强奸犯。”

　　深圳是一个激情充溢的城市，同时也充满了失落感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强奸犯肖然经常会想起那年的午夜游行。那事是他们宿舍的范越惹出来的，他踢球时打碎了保安室的玻璃，几个保安蹿出来骂娘，范越也是个文学青年，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回了两句嘴，大意是“令尊的衣柜里藏着一匹母马，你奶奶的靴子里开满了鲜花”之类，保安们骂之不过，转而诉诸武力，满校园追杀坏分子，范越速度快，东拐西绕地逃回了宿舍，气还没喘匀，五六个家伙踹门而入，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动手，砸碎了镜子，踢翻了桌子，打得范越满头是血。为这事学校几乎翻了个底朝天，肖然他们贴了大字报，组织了示威游行，举着火把在校园里唱了一夜《国际歌》，就在礼堂门前，肖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，他头缠白布，声嘶力竭地喝问：“谁捍卫我们的尊严？谁保卫我们的自由？”模样像个要剖腹自杀的日本浪人。现在想想真是可笑，是啊，白衣如雪，激情万丈，但有什么用呢，又不能当饭吃。生存的经验足以证明：尊严和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每月能不能按时领到1300块，这才是生活的关键。韩灵上个月打电话来，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件风衣的爱慕之情，那风衣价值278元，“小米买了一件，可好看啦。”韩灵是东北人，从小就会发嗔耍嗲扮娇娇。肖然捏着干瘪的钱包，嘴里一个劲地发苦，像咬破了自己的苦胆，还得硬起头皮假装温柔：“那就去买吧，我马上给你寄钱。”韩灵奸计得逞，心情大快，跟他投诉了半天伙食质量和公寓科的变态大爷，直投诉到华灯齐绽放，月上柳梢头。

　　每次给韩灵打电话，他都会不顾羞耻地吹上一通，“我又加薪啦”，或者“昨天跟我们老板一起吃海鲜，他亲口说要提拔我”，事实上他进雅诗轻兰一年了，薪水没涨过一分钱，公司的采购部经理是老板的亲侄儿，就算肖然长俩脑袋，也断然爬不到这个位置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这是深圳，你有钱，可以为钱自豪；没有钱但有未来，可以为未来自豪；又没钱又没未来，只能假装自豪。

　　上周六陪牛侄儿到宝安看了几家纸品厂，这周刚上班，他就收到了14页传真，光信达印刷厂一家就发了十页，这个猪窝一样的破作坊把自己吹得地下绝无、天上仅有，悠久的历史能一直追溯到宣统年间，财力雄厚得连李嘉诚都自叹命苦。此猪窝的老板姓卫，一个獐头鼠目的潮州人，送肖然和牛云峰出门时，他故意落在后面，趁牛云峰不注意，轻轻拉了拉肖然的衣角，飞快地比了个“6”的手势，肖然笑笑，望着牛侄儿肥硕的屁股，面不改色地大步前行。虽然做采购工作的时间不长，他也明白卫老板的意思：从他这里进的货，有6％的回扣。

　　任何时候采购工作都是一件肥差，那时候流传着一个段子，把各种职业分了三六九等，其中有一句说的就是采购员：三等人，干采购，白吃白喝拿回扣，地位仅次于人民公仆和“扭扭屁股就赚钱”的明星。前些日子公司辞退了一个叫张志刚的采购员，此人前脚刚迈出大门，牛云峰就召集会议声讨他的罪行，声色俱厉地号召大家敬业爱岗，多奉献，少索取，万万不可偷鸡摸狗，“吃回扣的，一律开除！”说得唾沫横飞，脸瘪得像被谁揍了一拳。下班后肖然跟公司的刘会计聊起这事，说张志刚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这么大胆。刘会计长叹一声，说这家伙才精呢，这三年他至少捞了十五六万，还没落下什么把柄。说得肖然一愣，想起自己每月干巴巴的1300大元，心里一阵失落，感觉像丢了个钱包。

　　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个心眼，谁的单他都要瞄上一眼，只要觉着价格有问题，就偷偷记下来，再一一打电话到厂里去核实。这么干了一个月，他就发现采购部的七个员工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一个屁股上是干净的，连牛云峰都算上。牛侄儿半个月前买了两台压膜机，一台19800元，根据肖然的估算，他至少从中黑了一万块——人家厂里的标价才一万六，而根据采购的惯例，这价格至少可以压下来20％。

　　这种发现让他豁然开朗。这周一上班，牛侄儿就催着他要包装盒的订单，按照公司规定，一份采购定单至少要有三家供应商的比价，他思忖了半天，拿出订单，一笔一划地填写：宝安信达：0.56元；港厦九原：0.585元；蛇口联兴：0.605元。写的时候想起了信达厂卫老板鬼头鬼脑的模样，心里无端地有点失落，不过很快就释然了：与钱比起来，清白又算什么东西呢。其实肖然很清楚，同样规格质量的包装盒，在东莞的天富厂做，只要四毛八，不过肉牛老板两周前刚跟天富厂吵过架，吵到最后，肉牛捏着裤裆发誓：“丢你老母！以后你的货白给老子，老子都不要！”天富厂的老板乃是吉林省四平府人氏，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狠人，闻此言勃然大怒，施一招举火烧天式，满嘴白沫地发狠：“丢你姥姥！你出十倍的价钱，老子都不卖给你！”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，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，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，2001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，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700多万，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，牛哄哄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，此事一度传为笑谈，人人不齿，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，还向公仆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谢谢老板，能不能再给点儿？我今天手气不好。”

　　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异禀的动物，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。填完订单后，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，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，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，直到四天后，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：“那个包装盒的定单还没做好？你怎么搞的？要是误了工期……你还想不想干了？！”肖然憋了一口气，脸刷地红了，翻腾了半天，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，像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，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，话没说完，眼泪都像要滚出来。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，提笔画了押，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：“你！立刻传给信达厂！真要误了生产，小心你的奖金！”

　　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，15万个包装盒，合计价款84000元，交货时间：马上；付款期限：货到后一周内；制单：肖然；审核：牛云峰；总经理审批：牛乔。

　　1992年8月27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，肖然站在一张“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”的宣传画旁边，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5000元回扣，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：“我又加薪啦……我给你寄了500元，够不够？”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，他侧身让了一下，对

　　着话筒小声地说：“我喜欢你穿风衣……还有，我爱你……”

　　打完电话后，肖然付钱上楼，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，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：“大爷，你刚才找错钱了，少给了我一块钱。”

　　正文 第二章  [Top]

　　我可以请你吃饭，但不能借给你钱，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。

　　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，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。是的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。

　　这是深圳的原则。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，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

　　，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，在罗湖、福田、南山、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、牙龈出血、月经失调的，不管你学历高低，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，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，或者说在嘴上，或者说在心里。

　　刘元刚到深圳时，裤衩里缝了2000元，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，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，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。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呆了四个月就破产了，整个1991年，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，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，收入不到900元。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，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，越想越伤心，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。

　　那夜的深圳特别黑，街上没有车，没有行人，连路灯都不正常，闪闪灭灭的，像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。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，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，像一曲婚宴上的丧歌。

　　十年之后，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，他眼圈一下子红了，“你相信吗，”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，“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，身上只剩下七块钱。”

　　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。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，他一顿吃一个，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，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。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，又炖鸡又炖鱼，香味四散，刘元头顶着门框，感觉胃里像着了火一样，不停地抽搐，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，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。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，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，眼前金星闪，肚里钟鼓鸣，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，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。

　　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，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。在肖然看来，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活该。他一直都不喜欢他，认为刘元太奸、太会算计，也太有侵略性。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，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，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，只有刘元不为所动，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，眉头皱得像一头大蒜。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，在最紧张的几天里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，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；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，他老爹闻讯赶来，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；只有刘元，像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，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《入党申请书》，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：“游行是不足取的。你们……太幼稚。”为了这句话，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，有一天趁他不在，几个人越说越气，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，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，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，心知有鬼，不过势单力薄，也只能隐忍不发。真正交恶是大三下学期，韩灵来他们宿舍聚餐，刘元借着酒劲儿，不停地抨击肖然，说他睡前不刷牙，脱下的袜子能砸核桃，至少说了二十遍“肖然这个农民”，说得这个农民一声怒吼，一肘将邓辉的脸盆捣了个对穿，要不是陈启明死死地拉着，204室那天说不定就要搞出人命。作为那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和关键力量，韩灵的态度十分暧昧，先拉一下肖然，肖然哼了一声，再拉一下刘元，刘元艰难一笑，转头就狰狞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肖然，恨不能生吃了他。在他们中间，身材矮小的陈启明满面通红，奋力地撑开双手，嘴角源源不断地冒着白沫，像一瓶生气的啤酒。

　　韩灵和刘元都是鞍山人，韩灵入学时，刘元扛着她的大包小包，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学校，连牛仔裤都累得大汗淋漓，那时候还没有飘柔海飞丝什么的，刘元斥近百元巨资帮她买了青苹果洗发香波、中华牙膏、北京针织一厂的毛巾，还有一套小兔子图案的睡衣，就差没买卫生巾和内裤了。韩灵感激得无以言表、五体筛糠，立马就认了刘元当干哥哥，还非要请他去门口的川菜馆吃饭，“哥你能喝酒不？晚上咱俩喝两杯。”

　　喝醉了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第二天醒来头疼。开车可能会被拘留。会说错话、认错人、办错事。有人喝醉了哭，有人喝醉了笑，有人喝醉了一声不吭。刘元对肖然说，王八蛋，我要是不喝醉，哪他妈会有你？！

　　1989年10月16日，刘元架不住小师妹的软硬兼施、恩威并济，硬着头皮喝下去五口杯二锅头，第五杯刚一下肚，他就一头扎进一盆酸菜鱼里，吐得虎啸龙吟、日月无光。旁边有几个北京地痞尖着嗓子大笑：“傻逼，嘿，给娘们儿灌倒喽！”

　　那个夜里刘元的表现堪称经典。很多年后人们还记得那个不可一世的醉汉，他在校门口躺成一个酒气醺天的“大”字，谁从他身边走过他就问候谁的母亲，连人称“考场名捕”的系主任都不放过。肖然他们闻讯赶来时，刘元正大声背诵那首著名的《为什么你不生活在沙漠上》，旁边的韩灵一身酒气，粉脸通红，急得手脚乱跳，眼看着就要哭出来。

　　你要把事业留给兄弟 留给战友

　　你要把爱情留给姐妹 留给爱人

　　你要把孤独留给我 留给自己

　　……

　　那个夜晚对肖然、韩灵和刘元来说，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夜。但在当时，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安静的夜晚会埋藏着重重的杀机。那时刘元正人事不省地打着呼噜，肖然的西装上沾满了刘元呕吐出来的盛宴，臭气熏天，韩灵坐在宿舍中央的椅子上，看他有条不紊地冲糖水、敷热毛巾，还小心翼翼地帮刘元脱了衣服鞋袜，一脸慈祥地给他盖上被子，看得心中异常感动。那夜的月色很好，墙外的玉兰树在窗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肖然收拾完刘元后，胸中异常气闷，正想抱怨两句，转过头就遇上了韩灵的目光，这时月亮划过树梢，蔚蓝色的月光透窗而来，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，肖然笑了，韩灵也笑了，在一片静谧之中，肖然听见自己的心通通地跳了两下。

　　从那以后刘元再也没喝醉过，1998年邓辉到深圳旅行结婚，肖然在南海酒店花了一万多元，从上午11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，喝到最后，陈启明抱着桌子腿叫妈，肖然趴在地毯上一拱一拱地往前爬，说要游到香港，邓辉也酒后现形，不顾身旁铁青色的新娘，抱着餐厅服务员就要喝交杯酒。闹得不可开交时，餐厅经理叫过来四五个保安，要把他们一一送回房间，这时刘元突然像只豹子一样蹿了起来，三步两步冲到肖然面前，一脚蹬在他肚子上，肖然像中弹一样砰地倒在地上，所有人都看傻了，刘元提起西装，面无表情地往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眉毛一挑一挑地说：“肖然，你记住，这一脚是你欠她的！”

　　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流行之后，刘元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：

　　如果你爱他，送他去深圳，他可能会发财；

　　如果你不爱他，送他去深圳，他肯定会背叛。

　　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可靠，他指着窗外说，每一个男人都可能是嫖客，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是妓女，你如果想找爱情，离开吧。

　　刘元是他们三个人中最早成为男人的。荔枝公园落成后，立刻成为低档妓女的交易市场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这里总是特别热闹，有溜冰的，有跳舞的，高尚的人们合唱《党啊亲爱的妈妈》，不高尚的民工们坐在旁边打牌赌钱，赢个二三十块就能吃顿鸡煲。在黑黝黝的荔枝树下，总会站着一些年龄不详、面孔模糊的女郎，有含蓄的，像寂寞的闺中少女：“靓仔，聊聊天吧？”有粗鲁的，性感得犀利无比：“大哥，操逼不？100块。”刘元1993年遇见的一个像是卖旧货的奸商：“打飞机20，上床150，包夜300，要不然，把你的旧电视给我吧。”

　　就在这里，在这个散发着热带气息的公园里，刘元用100元的代价，轻轻走过了自己的纯洁年华。

　　他那时刚刚跳槽到第四家公司。在此之前的经历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段血泪史。刘元的第一份工作足足找了四个月，四个月里他每天都到人才大市场报到，像没头苍蝇一样挤来拱去，满脸谀笑地递上简历，一脸羞红地缩回双手。招聘人员不管职位高低，一律硬梆梆地板着脸，翻着雪白的双眼，状如阎王殿前的便秘小鬼：“有工作经验吗？……没有？下一个！”有一次一家贸易公司招聘业务员，刘元奋力挤进人墙，刚要跟招聘的肥佬打招呼，那厮一看他拿的是《毕业生推荐表》，立马不耐烦地挥手，像撵猪一样往外轰他：“刚毕业的，去去去！”气得刘元差点吐血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凶猛地拱了出来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恨不能咬谁一口。

　　刘元刚到深圳时住在上沙村，那时的上沙村还是一条黄土路，一下雨就满身泥点，看谁都像被我军俘虏的越南特务，刘元在他老乡的床上挤了16天，最后实在受不了摔碟子打碗的逐客暗示，怀一腔怨恨拂袖而去，扛着两个大编织袋搬到蔡屋围的廉价旅馆，跟一帮脚臭得熏死臭虫的河南民工睡在一屋。有一天一个叫赵康东的南阳农民坐在他上铺剪脚趾甲，刘元在人才大市场碰了一天钉子，心中烦躁无比，闷闷不乐地泡了一碗华丰三鲜伊面，刚吃了两口，一片硕大无比的、黑乎乎的硬壳就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地落进碗里，刘元当时就炸了，

　　一跃而起，劈头盖脸地把那碗面扣到了赵某人头上，一边带着哭腔喊：“太欺负人了！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　　那天刘元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从那以后，他睡觉时就会在枕头下放一把刀。

　　十年后，刘元成了大陆一著名的策划人，《商潮》杂志称他是“经营大师、企业良医”。有一次在华南卫视作访谈嘉宾，那位家喻户晓的美女一脸媚笑地问他：“刘先生，在您的奋斗历程中，最让您感到骄傲的是什么？”刘元沉思了一会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那就是：坚持。十年来，不管多苦多累，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”刚说完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　　聚光灯下的经营大师显得有些忧郁。一片欢呼声中，他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：年轻的刘元站一片花树中间，双眼明亮，一身洁净，对那个同样年轻的韩灵说：“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你记住，我会一直等你。”

　　因为韩灵，刘元几乎爱上了肖然。他不止一次在心里比较两人的优势：他是城市户口，父母都是教师；肖然家在农村，爹妈都在修理地球；他身高1.77米，肖然1.76米；他是著名的校园诗人，肖然只会踢足球，还踢得不好；他有两套西装，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，肖然只穿得起拳王内裤，校外小摊上买的，三块钱一条；他除了眼睛小点，五官还算清秀，肖然一嘴四环素牙，脸上遍布雀斑。比较来比较去，他都觉得韩灵无论如何应该爱上他，而不是那个土了吧叽的肖某，所以只能怪韩灵瞎了眼。

　　肖然来深圳，他也来深圳。肖然每周给韩灵打一次电话，他工作不稳定，也会隔三岔五地跟韩灵联系一下。不争取就没有机会，他总这么想。直到韩灵毕业来到深圳，这个梦才算彻底醒了。那个夜里，他眼睁睁看见韩灵从火车站走出来，和肖然拥抱在一起，眼睁睁看着他们依偎着走进楼门，韩灵一边咯咯娇笑，一边紧紧搂着肖然的胳膊，然后那盏灯亮了起来，刘元徘徊楼下，心中欲悲又喜，几次想高声呼喊，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。在一片喧闹之中，那盏灯无声无息地熄了，刘元想像着他们正在做的事，想像着韩灵此刻的神情和状态，心像是跌到了谷底，晃了两晃，无声地坐到了地上。

　　然后就去了荔枝公园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唱歌，他拖拖拉拉地往黑影里走，几个女人上来招呼他，他像没听见一样，一步一顿地走过，像一个鬼气森森的影子。是在哪棵荔枝树下？那个满脸皱纹的东北女人问他：“靓仔，玩一会儿不？100块就行。”刘元刚想说“滚”，突然心中热血翻滚，一生的际遇喷薄而来，他颤抖着伸出双手，一把将她按到在地上，那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刘元就凶猛地压了上去，这时微风轻拂，木叶婆娑，月亮像含泪的眼睛，正被猛烈摇晃着的女人听见身上的男人低低地喊了一嗓子：

　　“韩灵！”

　　正文 第三章  [Top]

　　一件范思哲衬衫，8700元，一支15毫升的SKⅡ眼霜，620元，不要瞪眼睛，这是穷人用的。

　　一套阿曼尼女装，27万港币；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，说起来不贵，八万元，不过，是美金；一块卡地亚名表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是不吃不喝，几辈子也买不起。

　　蓝鲸夜总会有个坐台小姐绰号林青霞，身高1米72，生得肌肤如雪、眉目如画，江湖传闻，看过她的身体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。有一天晚上她接待了一个香港客人，第二天就买了两套房子，好一点的自己住，差一点的租了出去，房客中有一个经理，有一个总经理。

　　有个人跟老婆离婚，分家产时吵得口舌生疮，其人大怒，摧心一掌，打得老婆跌落尘埃。其老婆虎啸一声，正待疯狂反击，听见老公咬着牙说：“丢！我再给你加一点！行了吧？！”

　　这一巴掌值两千万。

　　奔驰600差不多算是最豪华的车了吧，1998年7月中旬，有个潮州人开了一辆在深南大道上兜风，不小心跟另外一辆美洲虎轻微碰撞了一下，交警赶过来盘问不休，潮州人听得不耐烦，击节长啸：“这车我不要了！”不是说大话，一年之后那辆车还呆在停车场里，轮胎上长蘑菇，真皮座椅里住了一窝耗子。

　　不用叹气，这不算奢侈。在深圳，还有更奢侈的东西，那就是：爱情。

　　爱情。

　　韩灵到深圳的时候，正是肖然开始发迹的日子，所以他一直说韩灵有旺夫运。那时肖然已经离开了蓝园公寓，在粤海工业村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1993年的肖然已经不愁温饱，腰里还颇有点余粮。那时股市正热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认购新股，买到的笑，买不到的自叹命苦，连守厕所的都会画K线图。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：拿机关枪在深圳街头扫一梭子，十个死的有八个都是股民，剩下那两个还是股评家。肖然的顶头上司牛云峰是他们公司最先入市的，买进卖出几回合就赚了两万多。肖然吃了几笔回扣之后，资产已经达五位数之巨，看牛侄儿炒股炒得欲仙欲思，不禁贼心骚痒，从银行里取出一万多元，在27.8元的价位上买了400股深发展，不到两个月就猛蹿到39块2，生性保守的肖然不敢再捂，果断地出了货，一转手就赚了四千多。没过几天，韩灵毕业来到深圳，为了赢得佳人芳心，肖然不顾家底地带她去了深港海鲜城，那天的肖然分外风骚，身穿一件青灰色的风衣，油头锃亮，白眼瘮人，周润发见了都要打寒战。服务员过来点菜时，肖然右手前伸，戟指笑谈：“白灼虾、鲍鱼、圆贝，”韩灵看了一眼菜价，惊恐万状地吐了一下舌头，右手狠狠地捏了他一下，她不捏还好，这一捏越发激起了肖然的万丈雄心，他猛地挺直腰杆，气冲斗牛地问：“龙虾有吗？来条龙虾！”

　　不知道是爱情的力量还是龙虾的力量，那天晚上，肖然对韩灵实施的侵略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。初经人道的肖然在前半场一直不得要领，一接近球门就抬不起脚来，每次都是无功而返，折腾了半夜，两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，韩灵坐了一天火车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打着哈欠摸了摸他的作案工具，说要不然算了吧，先睡觉，明天再说。肖然正满腔悲愤，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哑着嗓子骂了一句，说他妈的我还不信了呢！说罢悍然发动攻势，韩灵措手不及，皱着眉头大叫一声，两手紧紧地箍住肖然，指甲在他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。

　　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。

　　我也是。

　　肖然紧紧地抱着韩灵，叹了一口气说，我就算现在死了，也觉得不缺什么了。韩灵轻轻地拍了他一下，说你胡说什么。肖然突然激动起来，翻身坐起，说真的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死都是笑着死的。

　　窗帘遮住了星光，屋子里漆黑而寂静，一些隐约的笑声在空气中轻轻飘荡，像是神秘的预言。隔壁的婴儿突然夜哭，哭声若断若续，象征着人类最初的苦难。肖然俯下身，贴在韩灵耳边轻轻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是我这辈子永远的新娘，即使将来不能在一起，我也要永远记住今天的你。”韩灵心里一阵感动，脸埋在肖然胸口，越想越难过，过了一会儿，她肩头耸动，嘤嘤地哭了起来。

　　那年肖然23岁，韩灵22岁，他们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到两万元。他们永远的洞房，粤海工业村旁边那栋破败简陋的屋子，在2002年初被拆成一片瓦砾。那时鞍山的韩灵已经成了一名小学教师，上午两堂课，下午两堂课，讲得喉咙肿痛，吃多少金嗓子都不管用，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，就找同事宋世杰代课。宋世杰是个老鳏夫，老婆死了七八年了，一直也没再婚，天天闷闷不乐的，不过对韩灵一直很照顾，每天上班都替她抹桌子倒水，还经常给她带点梨和苹果什么的，说多吃点水果对嗓子好，韩灵开始不好意思要，后来也渐渐习以为常。

　　当小学老师很累，韩灵每天中午都要小睡一会儿，如果没有别的人，老宋就会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件衣服，韩灵说谢谢，老宋总是憨厚地笑笑，嘱咐她“别着了凉” 。就在肖然死的前半个月，韩灵大病了一场，老宋给她买药、买水果，一天三顿给她送饭。病好后韩灵觉得无物以报，狠了狠心，终于躺到了老宋的床上，大概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，老宋刚一碰到她就一泻如注，扑通一声趴在她身边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韩灵拿卫生纸简单擦了擦身体，然后轻轻搂住他皱皮松松的脖子，说老宋啊，你可真是个好人。这时月亮滑过中天，楼群间光影重重，眼角布满皱纹的韩灵突然心里一动，像茫茫黑夜里的火花一闪，她把头深深地埋进老宋的胸口，然后在心里轻轻地问：

　　肖然，你在深圳还好吗？

　　正文 第四章  [Top]

　　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，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，干了一年多，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，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，说某人上学时煽动过学潮，政治上有问题。说得陈某人恨炸胸膛，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，从政治体制抨击起，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，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。在报告的结尾，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：“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，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，粮食局这个破地方，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。”他的科长本来还

　　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，一看到这句话，差点气炸了头盖骨，颤抖着四肢签了“同意”二字，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，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。

　　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，那年他22岁，三十多小时的旅程，他一直都不大清醒，想像中的深圳就像天堂，鲜花铺地、美酒盈樽、走路都会踢到金子。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，跟科长见面的情景：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，亲切地对他的科长说：“科长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。”那辆自行车是科长花900元买的，对之视若己出，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，亮得像许大马棒的盒子炮。

　　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。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，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，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、欲仙欲思：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，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、叫嚷着、冲撞着，像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旋涡，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，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。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，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；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，向每个人伸出双手；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，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，口齿不清地哀求：“给我一块钱，给我一块钱吧。”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，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，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，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，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　　“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，”1993年的最后一天，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，“我没什么本事，也不想吃苦，惟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。”

　　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，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，认为村长家的女儿，黄芸芸，有钱且有房子，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，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，“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二十年，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，你说，”陈启明咬着牙反问，“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？”

　　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，“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？”她问，“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，你和她说什么呢？”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，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、杀鸡取蛋，“黄家会一直有钱吗？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，你怎么办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：“就算他们家真有钱，你又能控制多少呢？别忘了，你始终是个外人。”

　　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，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，又黑又胖，皮肤糙得可以磨刀，一张典型的热带脸，两只外翻的鼻孔，满口茶色的牙齿，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肖然一想起这个来就不停地皱眉头，好像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，“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——对，关上灯都差不多，眼睛一闭张曼玉，被子一蒙钟楚红嘛，但是，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么？”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，“就算你没有意见，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——你到底有没有鼻子？”

　　陈启明当然有鼻子，而且快气歪了。听肖然放完厥词后，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启明拍案而起，脸上青筋跳，嘴里白沫飞，结结巴巴地怒斥肖然：“你爱韩灵的脸蛋和身材，我爱黄芸芸的钱和她当村长的爸爸，你你你……你凭什么以为你比我高尚？！”

　　陈启明是在喝早茶时认识黄村长仁发的。那是在下沙一间叫“福星”的茶餐厅，每天早上都坐得满满的，十年前还在田里汗出如浆的深圳农民，到此时已经洗净手脸，成了这城市纯粹的食利阶级，不劳而获的贵族。他们最经典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：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才醒，然后打着哈欠踱进茶市，要一壶茶，几碟点心，慢悠悠地一泡就是大半天，喝完茶后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收房租，钱到手后就去打麻将，打累了才睡觉，睡醒后再去喝茶、收房租、打麻将，如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仅不知道稼穑之苦，很多人连农作物都不认识了。

　　陈启明走进福星时已经没有空桌了，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大桌子旁，跟七八个东歪西倒、面色阴沉的老头子坐在一起，其中有两个正在激烈地辩论，嘴里烟雾腾腾，你“丢”过来我“丢”过去，丢得陈启明十分懊恼，正想换张桌清清静静地吃点东西，还没起身就被一个面皮黑黄的汉子一把抓住，然后听见一句十分提神的国语：“小火鸡（伙子）呀，你来评评理啦，你说老公强奸老婆系不系犯罪呀？”

　　此人正是黄仁发。丑姑娘黄芸芸的爸爸，陈启明的未来岳父，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，一家集体企业的董事，十年前他叫黄村长，现在人人称他黄总。陈启明没意识到此人在他未来生命中的重要性，他噘着嘴挣开黄总的手，没好气地回答：“当然不能算，跟老公上床，是老婆的义务！”

　　伟大领袖教导我们：打谁的旗子跟谁走，这是个关键问题。陈启明说，如果有人请你当裁判，你一定要站对立场，因为参赛选手中说不定就有你的丈人。黄总仁发听陈启明发表完结案陈词后，高兴得眉毛都竖了起来，不可一世地向他的论敌扬了扬胡须参差的下巴，像唱歌一样叽哩咕噜地说了半天，歌词大意是：大学生都站在我这边，你怎么说？然后转过头拍了拍陈启明的肩膀，说今天你想吃乜就吃乜，你的单我包啦。

　　那是1993年7月份，相书上说陈启明那个月福星照头，天德顾身，主有贵人相助；同时咸池冲撞主星，主桃花犯命，有情事困扰。陈启明对肖然和韩灵说，算了，你们也别劝了，再劝下去就伤感情了，“这可是我的命啊。”

　　一年后，还是在福星茶餐厅，陈启明请肖然、韩灵和刘元吃了一顿饭。那天餐厅里人很多，闹哄哄的，一派乌烟瘴气。陈启明点了七八个菜，叫了十几瓶珠江啤酒，酒菜端上来后，他淡淡地说哥几个尽情喝吧，今天就算是我的婚宴了。喝到一半，黄芸芸过来敬酒，陈启明搂了一下她的肩膀，似笑不笑地发表了一通演讲，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，觉得我出卖人格，但想通了，你们又何尝不是？“你，”他指着肖然，“吃回扣出卖良心，你，”他转向刘元，“为工作出卖尊严，”他自说自话地点了点头，说我现在算是想通了，在这个城市，在这个时代，谁把自己卖得最彻底，谁就会出人头地，“否则，你就没有任何希望！”

　　那天几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，酒喝得很凶。喝到最后，陈启明像堆烂泥一样粘在椅子上，肖然趴在桌子上不停地打着醉嗝，嘴里喃喃有词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刘元点上一根红双喜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韩灵，说你现在还好吧，一个小孩伸着脖子，好奇地看着他们，韩灵没说话，默默地转过头去，窗外是一轮惨淡的夕阳。

　　夜幕降临时，餐厅门口的彩灯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，照着街上面无表情的行人。从窗外往里看，餐厅里烟气腾腾，每个人都面目不清，像一场远处的电影，剧中的人似哭似笑，但在观众眼里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