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周末：《小崔会客厅》一开始就确定了采访对象是省部级官员吗？

　　崔永元：对。主要采访部长、省长和省委书记。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是周铁农，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革中央主席，他很真实。我化完妆坐在那屋等他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挺热闹，就是大官来的动静，然后他进来说“小崔你好”，然后握手，坐在那。他说，你有什么吩咐没有？我说没有，您有什么吩咐没有？他说我也没有。我说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

　　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听说我要采访你，我家里特紧张，因为你是大官，我妈怕把我枪毙了。他说，听说你要采访我，我家里人也特紧张，说你说话没情面，怕我在这里丢丑。这样就聊得很好，很顺利。

　　后来也有副委员长、副主席进来，他们也有在省里工作的经验。其实我们特别希望采访一把手，我还跟温总理说，你应该接受我们采访。就不能敞开心扉跟我们谈谈？

　　南方周末：《小崔会客厅》为什么没有成为常规节目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们想做常态，但没有那么多省长天天陪你聊。如果变成常规节目，可能都得采访到乡长了。日常状态下，我们采访省长肯定是突发事件的时候，比如你这里煤矿爆炸，比如征地拆迁有公众游行了，我当然第一时间想采访你了，你不用跑到北京演播室，我跑到你那找你。

　　但你想他们在这时候会接受采访吗？这个难度非常大，那只有两会是个好机会，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两会期间的节目。我很喜欢这个节目，我甚至比喜欢《实话实说》还要多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近几年，你自己也试过娱乐节目，包括《谢天谢地你来了》、《小崔说立波秀》。

　　崔永元：但不舒服。我觉得娱乐也不是这么做的，娱乐可以特别娱乐，表达的信息量比《焦点访谈》还厉害。

　　大家来验收娱乐节目，看它广告怎么样，能不能请到大腕，现场好不好看，收视率高不高，网络传播怎么样就行了。通常都用这样的标准。

　　但我不是。每次说剧本的时候，我非常苛刻。我知道那些人这辈子都不想再跟我干活了，就那么十分钟的戏，我把它当艺术品对待；人家都是总政、军艺专业的话剧演员，我还在跟他们提角色体验——虽然就那么两分钟，你得有个角色体验，让我们看出你的前世今生来。谁这么玩娱乐节目呢？多累啊！但是我就这么玩，所以我玩不下去。

　　你说满场笑声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们是真笑真鼓掌，不是假的。现在还有人问，你敢保证你们一点都没透露吗？真是即兴的吗？我说我敢保证，从我进入这个节目，一直到我离开，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或者发生过我不知道。如果我不离开央视，这节目还会做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《小崔说立波秀》为什么停了？

　　崔永元：当时我们做的是40期的规划，然后10期就停下来了。也是我的原因，我跟立波仔细聊了一下，两个人观点有分歧。

　　周立波觉得，你看我们没有任何准备，两个人恨不得化妆都在自己屋里，上台就开始了。观众满场笑声，你还要什么呢？我说我觉得有问题，当我们在制造笑料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传递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和声音？

　　他最烦我说这些话，但我每次都说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医患关系，我们俩别好话筒往里走了，我跟他说，立波记住，不要下结论，下了结论，就没法谈了。结果上去刚三分钟，他就结论，他说这主要是患者的问题。你说这还怎么谈呢？然后下去我就跟他发火、拍桌子，后来就算了，不做了。没法做了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回了水均益一条微博，你觉得你们的时代过去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们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多，追求事业完美，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样的，想知道踩在前一辈肩膀上能摸得多高，能看得多远。

　　现在呢？孩子们特别现实，他在你这儿找一个体面的职业，过有尊严的生活。这一点错误都没有。他们思考历史和社会的方式也许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觉得人家浅薄，人家还觉得我们老朽呢！我们很多历史，他们可能一眼就看穿了，而我们还糊涂在里面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确实融不到一起。

　　我跟这些年轻人的关系，就很像我和这个时代、和这个电视市场的关系。你们做得欢天喜地，节目卖得好、人气高，我真觉得跟我没关系。我想象的电视不是一个集贸市场，我想象的电视是跟哲学有关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它是传递思想的，它甚至是产生思想的，如果这个达不到，其他没用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在微博回复里说，看好下一代，关键是他们“不听话”。

　　崔永元：对。为什么我说未来在年轻人身上？你在采访我，你身后这位年轻人就让你看表，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，意味着让我赶紧停。但在他们来说这是很正常的。这就叫不听话，但我非常欣赏，不听话就是独立思考，独立思考就会出现无数美丽的硕果。凭什么采访你一个老朽崔永元，我就得毕恭毕敬，就不能照我的职业方式去做？你想以你的资历、你的权威，把这些人弄服，门都没有。你对他的态度不好，他明天就到别处去，他有手艺，到哪都能活。

　　我特别高兴，在我这一代或者我父母这一代是不可能的，工厂把他开除，他就饿死了，没那么多工作岗位。现在他们机会太多了，我们惹他们，他们就给国外电视台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去干了。我最优秀的学生都跑到那儿去干了。你还惹他干吗？

　　“想想李亚鹏、李连杰、崔永元，为什么要办基金会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的口述历史团队现在在做什么？

　　崔永元：现在做的是“抗美援朝”、“知青”、“私营企业家”系列。我们最近把“三线”专门弄出来了。“新中国外交”系列，我们采访了七十多位大使。口述历史工作量非常大，我们实施了也就15%或者20%，按现在的进程，在我有生之年，这东西不可能做完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这么大的工程，60个人的团队，经费从哪儿来？

　　崔永元：学校每年为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拨款500万元，来支付员工工资，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花钱。今年我们计划经费是2300万，全靠我们基金会募款，然后监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规定使用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永源基金会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　　崔永元：基金会跟研究中心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。基金会不是研究中心后院。基金会跟很多做口述历史的团队取得了联系，资助他们工作。我们跟研究中心说得非常清楚：你们不比别人高一等，只不过咱们认识得早，仅此而已。对现有团队，我们也以工作好坏来验收，如果你质量不好，说不定一年后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两者间你起什么作用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在研究中心没职务，我不能在这报销，也不能在这领工资，什么都不可以。我是基金会理事长，我有最终签字权，我下面有个秘书长，负责日常工作。我们每年都做规划，要所有的理事开会举手通过。

　　比如一个新项目，理事会当时没讨论过或忽略了，没想到要花很多钱，有的柜子要重新做，有的椅子要重新买，这个钱能不能从基金会出？我认为是可以的，我签同意，但理事不同意。后来我只好自己掏几百万，买这些东西了，把展办好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理事长权力受制于理事会。

　　崔永元：有了这个理事会，我第一次觉得挺郁闷，办事效率太低，后来越来越觉得好。它基本上制止了你犯错的可能性，你脑袋一热可能就会犯错。我们一个员工，特别好，受了些委屈，我说给他发十万块钱的奖金。结果秘书长说，基金会不会发委屈奖，没这开支。我说那我都说了。那你就自己给吧。结果就从我卡上划了十万块钱给人家发奖金了。

　　后来我说，我还是谨慎一点吧，别乱说话了。乱说话，你会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的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怎么让公众看到你的透明化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公众的透明化是有法律前提的。以前我的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，我的账目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？每分钱都需要红基会知道，它给你审计，完了向社会公布一张审计报告，是符合国家法律的。

　　那些质疑者说这样不行，我要看你基金会的账本。这是不可以的。不是说不让你看，而是它增加了成本。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账本，监督我，希望你看我的每张发票，那我是不是要有人陪着你，要有人接待你？如果我把它贴在网上，是不是我要回答你的每个问题？这些都是人力成本，国家规定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为5%，不超过10%，如果那样公开，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可能会到20%甚至30%。

　　公众质疑绝对是没有错的，但我希望大家在质疑过程中，慢慢熟悉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，熟悉它相关的法律，不是说你想看什么，我不让你看，就是我心里有鬼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怎么看李亚鹏、李连杰的基金会引发的争议？

　　崔永元：李亚鹏也好，李连杰也好，包括我——可能这里面我（身价）最差——我们出席一个商业活动，做个广告，拍个电影、电视剧，抛头露面，一年挣个几千万还是挺容易的。

　　为什么不这么做，而是办个基金会，弄来几千万，然后想办法冒风险从基金会“黑”几百万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人脑子进水了？
来源：搜狐娱乐